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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元璋为何不愿承认刘伯温为儒者

发布时间:2019-10-22 06:59:47 编辑:笔名

朱元璋为何不愿承认刘伯温为儒者?

神异传说之外的刘伯温

刘基,字伯温。元武宗至大四年(1311年)生,他的家乡青田村(今浙江省文成)县南田武阳,按元朝当时的行政区划,属于江浙行省的处州路。

江浙地区向为人文渊薮,刘伯温的家乡武阳村虽然是个偏僻的小山村,距青田县城有150多里之遥,但读书的风气不衰。刘基的曾祖还曾在宋朝为官,传到刘基父亲这一代,虽非显第,但无疑是一个中国传统农村典型的小门小户的读书家庭。在这种背景下,刘伯温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。《明史》上说,刘伯温“幼颖异”,特别聪明,他的老师即对其父亲说,刘伯温不是池中物,长大后必然光宗耀祖。《明史》还记载,“基博通经史,于书无不窥,尤精象纬之学”。所谓象纬之学,就是通过观察天象和占卜来预测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学问。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,这种学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,如果辅之于缜密的思维和明晰的判断,其所谓预测往往也有应验的时候,这就更给这门学问披上了奇异的面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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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》的这两点记载非常重要,因为它基本勾画出了刘伯温的两条人生轨迹:一个是深受传统儒家教育,作为“儒者”的刘伯温;一个是摇鹅毛扇,作为“谋臣”的刘伯温。两者不可偏废,毋宁说前者还更为重要,但可惜经过野史和民间的渲染,也许还包括刘伯温后人有意无意的“改造”,作为“谋臣”的刘伯温“压倒”了作为“儒者”的刘伯温。于是乎,本来是一个不无悲剧色彩的传统知识分子,在各种离奇怪诞的传说中,成为一个滑稽多智的怪物,差不多等于是江湖术士之流了。

作为儒者的刘伯温,照例要重走前辈读书人循环往复的那条道路。至顺四年(1333年),23岁的刘伯温参加元王朝的科举考试,考中进士。值得一提的是,按照元朝的制度,年满25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考,据当代学者杨讷考证,刘伯温虚报年龄为26岁,终于蒙混过关。不过,只要是凭真才实学,在旧时,这倒是读书人的一段佳话。

“儒者”与“谋臣”的悲剧

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,朱元璋的部队攻占了浙江处州(今浙江丽水),因为在故乡的声望,刘伯温和另外三个当地著名知识分子—叶琛、宋濂、章溢,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应天(今南京)去见朱元璋。《明史》记载了这四人与朱元璋见面的场景:“太祖劳基等曰:‘我为天下屈四先生,今天下纷纷,何时定乎?’”朱元璋表现出了礼贤下士的态度,向他们请教如何统一和安定天下,章溢回答说:“天道无常,惟德是辅,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。”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,就能收拾人心,完成霸业。

刘伯温从此开始了为朱元璋充当谋臣的人生新路。

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洗礼的刘伯温,这么快就倒向一个传统观念中的“乱臣贼子”,其中当然有多层因素的作用。史籍中流传一个“西湖望云”的故事,说刘伯温早在投朱之前就发现金陵(即南京)有所谓“天子气”,所以决心“辅之”。这无疑是无稽之谈。刘伯温之投效朱元璋,首先自然缘于对元政权的失望;其次,此时朱元璋的一些作为契合刘伯温的期待—朱元璋部队的军纪相对较好,朱元璋本人比较能够礼贤下士,朱元璋表现出了强烈的统一天下的愿望,这些都是他区别于其他群雄,而对刘基这样知识分子具备吸引力的地方。除此之外,还有两点非常重要: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,以驱除异族政权为号召;二是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意识到,要想统一天下,一味的大破坏是不行的,还必须着手于建设,而要进行建设的工作,又必须依靠缙绅阶层,尽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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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刘伯温辞官隐居期间,他就在《郁离子》中说,要“稽考先王之典,商度救时之政,明法度,肄礼乐,以待王者之兴”。而此时的朱元璋,颇有一些“明法度,肄礼乐”的气象,他成为刘伯温心目中正在兴起的“王者”,不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吗?

关于刘伯温在朱元璋打天下过程中的作用,虽然不像传说中那样神奇,但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,帮助朱元璋在乱世中恢复秩序,是值得历史肯定的。

朱元璋统一天下,刘伯温和其他开国功臣一样得到了封赏,这似乎实现了他的人生抱负,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,新朝的肇建又使刘伯温自觉背负了一种新的使命,这就是“导君于正”,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。而就是在这方面,刘伯温开始品尝苦涩的滋味,因为在朱元璋这样的雄主手下讨生活,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死因成谜

隐居的刘伯温,竭力洗尽铅华,表现得像一个不识字的老农,也不和地方官吏来往。他知道,有一双天眼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《明史》上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谨慎:“还隐山中,惟饮酒弈棋,口不言功。邑令求见不得,微服为野人谒基。基方濯足,令从子引入茅舍,炊黍饭令。令告曰:‘某青田知县也。’基惊起,称民谢去

,终不复见。”家乡的父母官因为始终见不到刘伯温,所以换上便服求见,正在洗脚的刘伯温对上门的客人当然不好拒绝,升火做饭以待客,但当县令以实相告时,刘伯温马上变色,自称小民,便立即退避。

在刘伯温还在朝的时候,朱元璋的文集刻成,他赐给了李善长、胡惟庸、宋濂三人,却偏偏没有给刘伯温,这反映出朱、刘君臣关系在刘伯温死前,已比较冷淡。刘伯温病重被赐归,朱元璋颁发了一纸诏书,对二人君臣一场进行了一次总结,其中既责备刘伯温当年不早早归附,也称扬其功绩,最重要的,是表示自己当皇帝后,对刘伯温的安排和处置都是符合“国之大体”的。对刘伯温来说,得到这样一份诏书,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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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元璋和刘伯温君臣二人,在身份认识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。刘伯温虽被人们看成“谋臣”甚至“术士”,但他更自居为“儒者”,然而让他沮丧的是,朱元璋也更多愿意把他当成“谋臣”和“术士”。在一次谁是当今大儒的讨论中,朱元璋就曾经轻蔑地说,像宋濂、刘伯温这样的人哪配称“大儒”?

朱元璋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刘伯温为“儒者”?原因很简单,儒者都有“导君于正”的使命,真正的大儒,在传统观念中,应该是帝王师。做“帝王师”,这堪称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,刘伯温也不会例外。问题是,这种理想很多时候只是文人的一厢情愿。自信心太强的雄主们是不承认有什么“帝王师”的,否则那岂非意味着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比他更高明吗?朱元璋是这样,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这样。一个迂腐的读书人尹嘉铨写了篇文章,其中引用了《汉书·张良传》中的一句话:“学此则为帝者师矣。”虽然他一再说明“不敢以此自居”,却在一场文字狱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,乾隆愤愤地责问:“你要做帝王师,那把我往哪儿摆?”这就是雄主们从心底里讨厌帝王师的关键要害了。乾隆还有一句痛斥纪晓岚时脱口而出的名言:“朕以汝文学尚优,故使领四库书馆,实不过倡优畜之,汝何敢妄谈国事!”意思更为透彻,原来在帝王眼里,所谓国事其实不过是他家事、是他一人之事,文人之流,哪怕是名义上的老师,都不过是他养着好玩罢了。至此,“帝王师”这顶纸糊的桂冠被乾隆轻蔑地吹了口气便破碎了。

在现实的无情打击下,刘伯温的“儒者”、“帝王师”之梦最后破灭了没有?不知道。我们清楚的是,他临终前留下遗命,告诫子孙不得为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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